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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第二条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25]适当性原则只是比例原则考察的第一个环节，仅能从客观的角度以目的符合性来检验特定措施，至于该措施对于目的之适当程度，则不是适当性原则的内涵。[3]参见【德】卡尔.恩吉斯：《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27] 参见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21]财产征收案件中的公共利益能否成立，取决于支持政府发动征收行为的法律原则与支持被征收人主张的法律原则之间权衡的结果。3、均衡性原则考量均衡性原则又称狭义比例原则，是指为追求一定目的所采取的限制手段之强度，不得与达成目的所需程度不成比例，且该限制手段对冲突一方所造成的侵害，不得超过其所追求、实现的利益。注释:本文系2011年广州市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1Y6）、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滚动项目（X2fxD2117890）, 培育项目（X2fxD2117800）之阶段性成果。

按照评价法学的观点，法律的形成与发挥作用依赖于对需求和利益的解释和评价，法律原则之间权衡常须求助于法律外的实质性判断标准，即个案中的法益衡量方能产生确定的结果。但并不能因此得出议会仅仅通过立法就可以精确界定公共利益之结论，从其文中所分析的众多案例可以看出，美国的议会往往行使着具体的征收决定权，即议会也是在具体的案件中确定公共利益的范围。[16]Savigny, a.a.O., S.216.[17]Savigny, a.a.O., S.140.[18]Franz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2.neubearb.Auflage, Vandenhoeck Ruprecht, 1967, S.364.[19]Savigny, a.a.O., S.157.[20]Savigny, a.a.O., S.171, Nachschrift Jacob Grimm.[21]Savigny, a.a.O., S.141, Nachschrift Jacob Grimm.[22]罗马法上的所有权分为三种：市民法所有权、万民法所有权、裁判官法所有权。

他认为，费希特的理论境界是逐步升高的：从第一部匿名作品《纠正公众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1793年）到《自然法权基础》（1796年）再到后来的Der geschlossene Handelsstaat（1800年），与具体的实在法规则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与政治的关系则愈加密切。法学体系化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寻求这种基本理念与基本元素，在此基础上对法律规则与制度进行系统的阐述。内部法律史是指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法律体系的发展演进历程。[27]这三种论述都属于法学的绝对方法。

另一种是随意地选择逻辑媒介（概念），构建出一个与法律现实相违背的体系。他认为这显然是贬低了哲学，仅仅将其视为历史研究的基础知识。

在他看来，这种研究意义不大。[13]至此，我们可以对萨维尼法学方法论第一条基本原则的内涵作一个总结。第二部分是法学的文献性研究（Litterarisches Studium）。在1809年讲义中，他认为，所有的法学论述有三种方式，它们基于对立法的三种不同视角：1、语文学视角（Philologische Ansicht），亦即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

[33]至于如何才能将这两项原则成功地结合起来，萨维尼并未作更多的正面论述。然而，这种第三人意志具有多样性，因此，最好的方案是：存在某种完全客观、完全独立、排除任何个人意见的东西——法律（Gesetz，制定法）。如果存在一种与法学直接地紧密相连的哲学，通过完全的演绎（Dedukzion）能够确定一般任务的整个范围，那么法学的体系化研究就是可能的，法学也就可以理解为一门哲学性的科学。对此可以这么表述：法学是一门语文性的科学。

这种科学的方法主要是体系化方法，它可以确保德意志人所接触到的发端于古罗马的法律不是历史碎片的大杂烩，而是一个具备精神内核的活生生的整体。[29]至此，萨维尼法学方法论中的第二条基本原则已经彻底转变为法学是一门体系性的科学。

萨维尼批判了一种在那个时代比较流行的做法：把自然法学作为基础知识置于实在法研究之前。这条原则体现了萨维尼的历史主义法律观。

5、萨维尼1811年的潘得克吞讲义序言，授课地点是柏林大学，萨维尼将其视为对1809年讲义的补充，以下简称1811年讲义。我们在移植德国民法的过程中，必须有意识地去认识它、理解它，深入考察它的形成史，尤其需要考察德国人是以什么样的方法构建一个能够自我发展、自我调适的民法学理体系与制度体系。[15]理性（自然）法学的主要进路是从少数几条伦理学——哲学基本原则推导出整个法律规则体系，由此产生的很多规则背离了罗马法传统规则。另见薛军：《蒂堡对萨维尼的论战及其历史遗产》，载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页。在此过程中应当排除任意、专断的因素——被人们称为哲学法学家的那些学者就是以任意的方式提出法律体系的，这种体系往往违背法的现实。尽管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学者，某一本书，或就某一项要求与任务而言，可能某一种方式会占优势地位。

其原因在于，法学界有很多普通的学者把法的历史性研究而不是哲学性研究视为常规。为了对萨维尼法学方法论的第二条原则获得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需要考察他关于哲学与法学之关系的论述。

外部法律史涉及法与国家史、民族史的密切关联，因为立法是一种国家行为，所以法律史是国家史的一部分。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尽量使用原始资料，只有在需要佐证或者需要进行背景性考察的时候才适当使用第二手资料。

[35]法学本身不是别的，它恰恰是一个处于历史发展之中，源于对法源的直接、完整观察的体系。从这个角度看，法官与法学家的职能是相同的。

然而，从萨维尼对于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的高度评价来看，他并非完全排斥对法学作哲学性的研究。只有实现这种结合，法学方法才能达到完美状态。其历史主义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法是历史地、客观地形成的，而不是由任何个人基于其意志任意创造出来的。萨维尼指出，注释与体系性研究首先应该单独地进行，不应该过早结合起来，否则就是不成功的结合。

……现在不再由法官进行任意裁判，而是由法律本身加以判定。[25]我们可以用明确的语言表述在萨维尼的讲义中没有被充分表达的见解：以法为对象的哲学性研究应当具备较强的宏观性与抽象性，应当把法的整体作为对象，采用外部观察法对其作根本性的探究，从而提出一般性的理论。

尽管萨维尼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与我们相距遥远，但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历史境遇与他当时身处其中的历史境遇却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也存在法律史的断裂现象、法律文化的多元化格局、[41]以及专业化的、纯粹的民法知识体系与某些非专业化的、充满任意性的甚至带有一定法律虚无化倾向的知识体系之冲突。在他看来，经过17世纪的潘得克吞现代运用运动与18世纪理性（自然）法学思潮的破坏，他那个时代德国的罗马法已不再纯正，德国的民法学有走上歧途的危险，很多法学家变得浮躁、轻率，对个人的理性与创造力过于自信[40]，试图以根源于自然法的充满任意与专断的学理体系取代传统的罗马法。

4、萨维尼1809年的作为潘得克吞序言的法学方法论讲义，5月15日开课，总共14课时，授课地点是兰茨胡特（Landshut）大学，该课程的目的是为此后的潘得克吞课程作方法论上的准备，萨维尼将其视为对法学方法论的第二次试验，以下简称1809年讲义。萨维尼认为，前述第一条原则与第二条原则固然是不同的，但二者却是互相关联的，法学的全部属性就是建立在这种关联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不是以这种目的，不是在这种层面上进行哲学性的研究，而是仅仅将哲学基础知识用于指导法学研究，那就等于贬低了哲学的价值。第三部分是法学的学院性研究（Academisches Studium），主要涉及如何利用教学来达到法学研究目的。法学方法论三条基本原则就是其思考的起点，这三条原则奠定了萨维尼法学方法论乃至其整个民法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本文使用的原始资料主要包括：1、萨维尼1802/1803年法学方法论讲义，授课时间从1802年11月至1803年3月，每周2课时，授课地点是马堡大学，以下简称1802/1803年讲义。

对于罗马法，不能仅仅关注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应该将其视为罗马法历史整体的结晶，其中很多制度都经历了长期的演进历程，只有在时间的序列中考察其演进历程，才能准确地理解它们。2、雅各布？格林（《格林童话》编纂者格林兄弟中的哥哥）对于萨维尼1802/1803年法学方法论课程的听课笔记，以下简称格林笔记。

我国的民法理论与德国民法学渊源颇深，自清末民初以降，我们一直都在直接或间接地（经由日本与苏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口德国民法理论与民法制度，直到今日亦是如此。萨维尼在此处对两种现象提出批评：一是法源汇编式的体系，亦即在未对法规则进行有机整合的情况下，就将其堆放在一个研究成果中。

如果说前者采用的是外部观察视角——着眼于法与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关系——的话，那么后者采用的就是内部观察视角，亦即完全置身于法学领域之内，对法律规则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考察，在解释之对象的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与基本理念，进而对法予以体系化阐述。变革与传统、激进与保守、理性与历史、本土与外来、自然法与罗马法，所有这些选择都让德意志人处于巨大的张力之中。